醫療關係有一種特殊的結構:在最脆弱的時刻,我們把自己或最重要的人交給一個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的系統,然後等待結果。
這種關係本質上是一種信任的賭注。當結果與預期相符,信任被強化;當結果與預期有落差,信任的破裂會帶來一種特殊的心理傷害,它混合著失落、憤怒、困惑,以及一種「我被辜負了」的感覺,即使理性上知道醫師並沒有做錯什麼。
醫療信任(Medical Trust),在心理學和醫療社會學的研究中,指患者對醫療提供者及醫療系統的信賴程度,包括對其能力、善意、誠實的整體評估(Hall et al., 2001)。
醫療信任的心理基礎
信任之所以在醫療關係中特別重要,是因為醫病關係本質上存在高度的「資訊不對等」,患者不具備完整的醫學知識,無法獨立評估治療方案的優劣,因此必須依賴一種對「對方知道的比我多,且會為我的利益著想」的信念。
Thom(2001)檢驗了哪些醫師行為可以預測病人的信任,結果指向關懷的態度、專業能力的展現,以及溝通的方式。
期待落差是如何形成的?
但患者接收到的,往往和醫師傳遞的有所不同。
原因之一是樂觀偏誤(Optimism Bias):人在面對涉及自身的風險評估時,傾向認為負面結果「不太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Weinstein, 1980)。「這個手術的成功率是95%」,患者聽到的往往是「我屬於那95%」,很少去想那5%落在自己身上會是什麼樣子。
這不是患者的錯,也不是醫師的疏忽。
但這也意味著,當那個低機率的結果發生,患者和家屬的心理反應,往往比「我知道這有可能發生」要強烈得多。
信任破裂的三個層次
當期待與事實出現落差,信任的破裂通常發生在三個層次:
1. 能力層次
開始質疑醫師或醫療系統的專業判斷:「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2. 善意層次
開始懷疑對方是否真正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裡:「他是真的為我著想,還是只是在走程序?」
3. 誠實層次
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獲得的資訊是否完整:「他有沒有告訴我完整的資訊?我是不是有什麼不知道的?」
它們往往混合在一起,讓當事人很難清楚說出自己「到底在氣什麼」,只知道那份受傷很真實。
憤怒背後,是失落
醫療信任破裂後的憤怒,很容易被視為「不理性」或「難溝通」。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份憤怒底下,通常藏著更深的失落:
失去健康的失落、失去對身體掌控感的失落,以及失去「那份信任」本身的失落。
憤怒是失落的保護殼。當一個人在悲傷中感到無力,憤怒至少給了一個可以行動的方向。人在面對無法承受的失落時,出現這樣的反應是很正常的。
Kübler-Ross和Kessler(2005)在《On Grief and Grieving》書中描述的「憤怒」,在醫療失落的情境裡也常出現。對某些人來說,憤怒被允許存在之後,才有空間慢慢轉向別的情緒。
如何面對醫療信任的破裂?
1. 允許那份受傷存在
不要急著「接受現實」或「理性思考」。那份失落是真實的,它需要先被承接,之後才談得上消化。
2. 分開「情緒」和「行動」
如果有醫療疏失的疑慮,這是需要透過適當管道(醫療爭議調解、諮詢律師等)去釐清的現實問題。但這件事和「我現在心裡很受傷」屬於兩個不同的層面,可以同時存在,也可以分別處理。
3. 尋找見證自己失落的空間
在醫療事件之後,最難找到的往往不是法律建議或下一步的醫療規劃,而是「有人聽我說,這有多難」。心理師或支持團體,可以提供這種見證的空間。
4. 信任的重建不是義務
不是每一段被破裂的信任都需要重建。在醫療關係中,換一位你能夠信任的醫師、換一個能讓你感到被聽見的醫療環境,是你的權利,不是不感恩。
常見問題
Q1:我對醫師很憤怒,但又不確定他有沒有做錯。這種感覺正常嗎?
A:非常正常。憤怒和「醫療疏失是否存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你可以在還不確定事實的狀況下,對發生的事感到受傷和憤怒。這兩件事不衝突。
Q2:我告訴自己「醫師已經盡力了,我不應該這麼難過」,但就是過不去。
A:「應不應該」的框架,通常會讓情緒更難被處理。你的失落有它自己的道理,不需要通過「是不是醫師的錯」的判斷才能被允許存在。
Q3:要怎麼知道自己是在哀傷,還是需要追究責任?
A:這兩件事可以同時是真的。哀傷是對失去的反應;追究責任是對事件真相的要求。不需要在「原諒和放下」與「釐清事實」之間二選一。
Q4:醫療信任破裂之後,還有可能修復嗎?
A:有可能,但不是必然,也不必然要由你來推動。醫療信任的修復通常需要兩件事同時出現:你確實拿到當初沒有拿到的資訊或說明,以及對方願意承接你的感受,不只停在解釋流程。如果這兩件都沒有出現,停在原地保護自己是合理的選擇。
Q5:我需要先確定醫師有沒有錯,才能決定要不要找心理師嗎?
A:不需要。責任的釐清走醫療爭議調解或法律途徑,心理的部分可以同時進行。事實還在釐清的階段,情緒上的難受一樣是真的,也一樣需要有人聽懂。
References
Hall, M. A., Dugan, E., Zheng, B., & Mishra, A. K. (2001). Trust in physician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What is it, can it be measured, and does it matter? The Milbank Quarterly, 79(4), 613–639.
Kübler-Ross, E., & Kessler, D. (2005). On grief and grieving: Finding the meaning of grief through the five stages of loss. Scribner.
Thom, D. H. (2001). Physician behaviors that predict patient trust.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50(4), 323–328.
Weinstein, N. D. (1980). 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5), 806–820.
本文為心理衛生教育用途,不構成個別心理診斷或治療建議。如有心理健康困擾,請尋求臨床心理師或身心科(精神科)醫療協助。若出現自傷念頭或不想活下去的想法,請立即撥打1925安心專線或1995生命線;情況緊急請撥119。
劉子維,臨床心理師(心理字第795號),暖流人心創辦人。專長領域包括兒童青少年情緒困擾、遊戲治療、成人依附關係、情緒調節、焦慮與人際議題,長期關注心理學與數位科技的交叉地帶,致力於將實證心理學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傳達給一般大眾。

